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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对血汗工厂说不

发布时间:2020-07-13 15:46:56 阅读: 来源:冰格厂家

曾几何时,农民工就是一副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形象,他们似乎满足于做“中国制造”这部大机器上最忠实最可靠的螺丝钉,不管劳动多辛苦待遇多低下,只要有钱拿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就能继续忍下去。然而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了。

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倒逼工厂涨工资

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资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

陈怒说:“深圳的消费很高,如果不包吃住,我们辛苦打工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如果我拿1500元的工资,每个月要给家里寄800元,我自己只剩下700元,这700元要包括住房和吃饭,最后算下来我一个月只有300元吃饭钱,要很节省才勉强过得下去。1500元是一个普通员工很正常的工作报酬,可是现在连生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要另寻出路。”

富士康公司是一家超大规模的世界500强企业,深圳的员工有40余万,其中约有30万员工起薪点为最低工资标准。2008年9月,深圳市总工会向富士康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考虑到劳动成本问题,富士康公司仅在员工福利等方面与工会达成一致,签订了集体合同,而在工资增长这一涉及员工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却避而不谈。

但是,金融危机后招工难的问题倒逼富士康重回调薪谈判席。2009年12月26日,富士康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集体合同(草案)》, 合同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上有了明确约定:在集团实际工作时间满一年(含)以上且符合绩效考核要求的员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不低于3%,并将于每年12月定期就此进行集体协商。

富士康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使30余万员工脱离了领取最低工资标准的境遇,这在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3月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深圳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提高工资待遇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增加深圳的就业吸引力。

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深圳很多企业还是紧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会因为每月增加100元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用工企业:“现在农民工的流动性实在太强”

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强度的耐受性已经大大降低。来自湖南新宁县的李方今年24岁,17岁就南下广东打工,目前是上海青浦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一身黑色西服黑皮鞋和他的职业似乎不怎么搭调。

初去南方的李方在广东一家家具厂做小工,每月挣数百元的工资刚够他打牌、抽烟。他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质的改变。4年后,李方不甘做小工,又回到了老家。经父母介绍,他做起了卖饲料的工作,2000元的月固定工资加提成原本够他在老家过上滋润的生活,但一个“累”字还是让他放弃了。“早出晚归,托货、送货,又累又麻烦。”至今李方回忆时还露出痛苦的表情。

在浙江杭州,真功夫餐饮管理公司的人事经理黄洲胜在招聘市场已经“驻扎”了一周多,才招到1名员工。他承认自己的公司待遇不算高,不能包员工住宿,1000多元的工资吸引力不高。“我们属于比较辛苦的行业,招聘的员工都是90后的,他们吃不了什么苦。公司只能适当考虑给他们减轻点工作压力,在业余生活上给他们丰富一点,提供一个好的开心的工作环境,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要求,杭州顾家工艺沙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唐伟锋则表示比较乐观。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倒逼企业提高待遇后,企业为员工提供良好的保障,反过来员工会给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据他介绍,自己的公司今年提高待遇后,很快就招到了想要的技术工人。

但是,由于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普遍不高,主动为员工涨工资的动力不强,相关企业的农民工流动明显加快。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崇元告诉记者:“公司曾经招过一个小青年,干了4个月就不辞而别,一个月内在义乌换了6家企业。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在义乌非常普遍。在当地企业中,红叶公司已经属于员工稳定性最好的企业之一,绝大多数企业每年新招员工要占到全部员工的60%。”

从事餐饮业20多年的义乌新晶辉餐饮董事长任承坚也感叹说:“以前员工流动率在20%左右,最近几年流动比例在增加,现在流动率已经到了40%,有些员工甚至连该拿的工钱也不要,也不跟公司打招呼,突然间‘蒸发’,去年下半年就发生10多起这样的事情。”

半月谈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家认为,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已经到了企业能够忍受的极限。浙江绍兴天圣控股公司工会主席魏国良说:“每年都要新补充近千名员工,这对企业产品质量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高流动性导致企业的熟练工越来越少,而且容易诱发劳资纠纷。”

政府:努力当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在待遇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一些主要用工地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浙江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保障局副局长陈英平说,新一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待遇要求也高,以前是“有工就做”,现在是“试试看”、“挑挑看”。招工难的矛盾根源在于待遇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如何化解矛盾,搭建平台,做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政府要想办法出台政策,强制、扶持、鼓励企业提高员工的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主力军,单纯重复劳动的加工企业对他们没太大吸引力,这些企业以后招工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甚至被淘汰。”针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给企业开出的三剂药方是:注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资水平;注重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成长机遇;重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她还建议,政府部门应更加关心、扶持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加强企业用工环境建设。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表明,在中国1685元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这1685元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2个人可以养活4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的工资,而在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民工工作时间非常长,许多人却连这个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资都拿不到,这样的工资水平显然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对于那些“血汗工厂”来说,以廉价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原始利润的低成本时代肯定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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