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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奴役残害中国劳工尸体堆放到处都是袍网

发布时间:2019-11-22 18:04:34 阅读: 来源:冰格厂家

日军奴役残害中国劳工:尸体堆放到处都是

吉林辽源矿工墓历史展馆内保存的“万人坑”遗址。(新华社记者 林宏 摄)

7月4日,记录侵华日军奴役劳工的新书《铁证如山——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邮政检阅月报专辑》出版。(新华社记者 林宏 摄)

制图:潘旭涛

“昨天在后面的广场上散步的时候,看到了许多满洲人劳工的尸体堆放得到处都是,其中有的已经变成了白骨。这些尸体被狗当做美食在啃咬着。”

1940年6月,在东宁满铁汽车区的安藤保,在写给日本爱知县安藤松一的信件中,记录下了上述“在国内(即日本)是不可能看到的场景”,但在中国“最近我都看腻了”,以至于“用脚将他们踢飞”。

如今,这段被收录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通信检阅月报(6月)》中的文字,连同《月报》的其它内容被公之于世。当年,日军很担心这些事传回日本国内后引起恶劣影响,因此对此信件做出的处理是“没收”。

“这是发现日军奴役劳工的新证据。”负责这部分档案解读工作的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陈景彦说,日军在东北修建了大量军事工程,强征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

东北遍布“万人坑”

1942年,侵华日军在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城北龙王庙一带,抢修一座旨在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的所谓“陆军医院”。旧址坐落在金州区龙山路1号,即原大连陆军学院院内。其主体工程是一处长约500米、带地下室的多层整体建筑。因为它特别长,当时有“亚洲第一长廊”之称。

负责这项工程的是日本关东军满洲693部队土建事务所。为了完成此项工程,日本侵略者先后从河北、江苏、山东一带及金州、普兰店等地,骗抓了3万多名劳工。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居住条件极为恶劣,大多数劳工患了浮肿病。对于患病的劳工来说,最可怕的是被送进“病号房”,因为这里没水、没饭、没药,只有等死。幸存劳工宋茂喜回忆,1943年6、7月间死的人最多,每天都有三四十人,6月有一天,竟从里面抬出了103具尸体!

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的三年时间里,劳工们被沉重的劳动、野蛮的毒打、饥饿等折磨致死的有近万名,全部被抛尸于龙王庙周家沟附近。抗战胜利后,后人在挖掘中发现此处尸骨堆积如山。

有史料记载: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期间,在掠夺走煤炭8422426吨的同时,残害致死劳工31200余人,平均掠夺269.95吨煤炭,就有一名中国劳工失去了宝贵生命。

“万人坑”是特殊的历史时代留下的铁证,是中国人民受尽苦难的真实写照。那些保持着张着口、向上爬姿态的遗骸,那些弓着身躯、呈痛苦挣扎状的遗骸,那些被捆着铁丝、带着脚镣或头骨被打漏的遗骸……以他们永远不变的姿势,控诉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东北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掠走的是难以计数的资源,留在东北大地上的则是累累白骨,座座“万人坑”。据不完全统计,东北地区现有劳工“万人坑”60余处。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致死的劳工掩埋地主要有:辽源煤矿万人坑、吉林市丰满万人坑、延吉老头沟煤矿万人坑、通化石人血泪山万人坑、通化七道沟万人坑、大栗子铁矿万人坑等。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万人坑”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残害中国劳工罪行的历史铁证,亦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国防教育基地。黑龙江省鹤岗东山万人坑位于鹤岗矿务局新一矿,是日本侵华期间抛弃死难矿工尸体的场所,目前已发现4000具矿工的遗骸。

辽宁境内的34处“万人坑”大多分布在抚顺、本溪、阜新、北票、大石桥等地矿山,也有少数是当年日寇修建大型军事设施或水电站时留下来的。位于大石桥市圣水村的虎石沟“万人坑”遗址,是日寇疯狂掠夺中国镁矿资源的铁证,当年有1.7万名中国劳工被奴役致死。在阜新地区,有证可考的“万人坑”至少有4处,里面埋葬的中国矿工达7万余人。阜新市孙家湾“万人坑”遗址是目前国内日本残害我矿工规模最大的一处“万人坑”。

奴役劳工新证据

专家最新研究发现,从1934年到1945年,日本关东军为防苏联进攻,在中、苏、蒙边界秘密修筑军事工程,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期间数十万劳工惨死。

这些档案来自日本侵华时期各地宪兵队形成的《邮政检阅月报》。吉林省档案馆馆员张雪介绍说,档案揭露了在修筑秘密军事工程过程中,日本关东军视劳工生命如草芥的反人道罪行。

吉林省档案馆今年最新公布的14件馆藏“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是全部从关东宪兵队全宗中发掘出来的,主要形成于东北沦陷中后期。这些档案真实记录了日军对包括以中国战俘为主的“特种工人”在内的中国劳工的严格管理、残酷迫害和劳工严酷恶劣的生存环境。

14件档案中,孙吴、鸡宁、东宁、奉天、齐齐哈尔、阿尔山等宪兵队形成的报告(通牒)集中反映了军事工程施工中出现的劳工集体逃跑事件。

《关于强行摊派劳工实情的报告(通牒)》中,奉天宪兵队对强征劳工中存在的顶替、缺勤、因病被解雇以及逃走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原因分析。据档案记载,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粮食衣物供给不足、薪酬低廉、不堪忍受殴打谩骂等。

《特种工人状况报告》是1943年7月5日东宁宪兵队关于管辖内特种工人基本情况、管理状况、思想动向的报告。档案中记载,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先后接收日军华北派遣军移交特种工人2次共1935人,分别配属到各部队从事国防道路建设等军事工程作业。由于营养不良导致身体极度衰弱以及各种设施不备等原因,1943年3月至7月间,1935人中即有163人病死,几乎每天都有特种工人病死。

《关东军特种工人管理规定》是1943年7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关于特种工人在军事工程作业中运送、使役、管理、监视和警戒、会计、报告等方面的规定,共计7章32条,颁布实施于1943年8月1日。在该规定中,日军华北派遣军移交给关东军的俘虏、投降兵被称为特种工人。该规定中的诸多内容都反映了关东军对特种工人超乎寻常的严苛管理。比如,第6条,部队长不仅负责特种工人的使用、管理和警备,还要在思想上对特种工人进行教育,将其镇压在军律之下;第21条,特种工人中如出现逃亡者,可以使用武力进行镇压。

《关于处置企图逃亡的特种工人的报告》系1941年7月12日海拉尔宪兵队关于处置特种工人丁五才企图逃跑相关情况的报告。档案中记载:山西农民丁五才于1939年11月被驻扎山西省宁武县的中国山西骑兵第一大队征集入伍,1941年2月20日在与日军交战中被俘。被俘后,作为特种工人,在哈拉沟军用道路铺设及乌奴耳地区宿舍建设工程地就劳。7月9日下午4点左右,军医到哈拉沟作业现场出诊,以丁五才为传染病患者需要隔离为由,将其带回部队本部进行严密调查。当天晚上8点,在乌奴耳东北方向3000米的山林中将其秘密严刑处理。

幸存者揭日罪行

1945年3月29日,对于山东省肥城市孙家小庄村来说,是一个记忆里永远不能被磨灭的日子。就在这天,这个200多人的村子被侵华日军和伪军包围,31名村民被抓往日本——这几乎是村里全部的青壮年。

目前的唯一幸存者孙远其回忆说,没多久他们就被转移到了青岛,并被押到船上前往日本。为了躲避水雷,船只绕行到日本花了18个昼夜。

在日本,孙远其和同伴们被拉去伐木抬树。孙远其说,高强度的劳动量面前,最让他难熬的是吃不上饭。“一顿饭给两个窝头,像牛眼大小,一口就吃没了,一天一共6个,根本吃不饱,然后顶多再让喝点凉水。一个队300人,有管工的,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他们打……”

在现今孙家小庄村的一个小山头上,一块二战劳工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村里二战劳工的孩子都已年过花甲,当初并没有亲眼见证父亲被掠走的他们,提到当年的日本侵华历史,依然“恨得牙痒痒”:“他们给我们父亲造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2001年12月,青岛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份“劳工名单”,名单上记录着100个当年被抓到日本的劳工,只有3个幸存者,其中一位叫阎明正。

1943年,阎明正20岁。一个春夏之交的傍晚,几个日本鬼子来了,用明晃晃的刺刀把他们押进了大港码头。

“人挨着人,长队看不到头,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上船。在海里漂了七天七夜,饭只有一小口窝头,水也勉强活命。上千人像一窝猪一样被囚禁在昏暗、臭气熏天的底舱里,体力弱的开始昏厥。到第七天登陆的时候,当他们看到日本的膏药旗才意识到,被鬼子弄到日本来了。” 阎明正说。

在一个名叫大泻张的煤矿,几百名中国劳工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他们连名字都没有了,只有编号。煤矿干的是重体力活,每天早晨天还不亮,监工就拿着皮鞭赶着他们上工了,稍微起慢了就会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每顿饭只有可怜的一小口窝头,饿得两眼直冒金星。饿倒在工地上是最危险的,监工看到饿倒的劳工就会凶神恶煞地扑过来,工地上的钢钎就是他们随手的惩罚器具。阎明正亲眼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工友被鬼子用钢钎活活插死。阎明正回忆说,死人的事每天都有,饿死的、被打死的、病死的,每天都在往外拖,那些还有口气的没死的工友也被拖了出去活埋了。

二战时期,日本一些企业觊觎中国劳动力,于是派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将中国人强掳至日本为企业做苦役的要求。而日本政府认为让中国人为日本企业做苦役,既有利于其在日本推行全民参战的国民总动员方针,也有利于其对中国的掠夺。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

其实没有人知道中国劳工的确切数字。有专家研究认为,日本在全面侵华期间,强征、奴役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其中劫掠到日本的华北劳工据目前确认的数目就近4万人。被掠至日本的169批中国劳工中,年龄最小者11岁,最大者78岁,20岁至39岁的青壮年占总人数的70%以上。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被分置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国4个大岛的135处劳动工场,多从事矿山和土建业。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监工的残暴虐杀,三重折磨下的中国劳工制造了无数人次的逃亡事件。事实上,华北劳工的4万人中只有刘连仁一人成功逃出。这位山东大汉于日本投降前一个月逃出北海道的煤矿,在深山中躲藏了13年,不知世事变迁,不知日本投降,直到1958年才被当地人发现。而赴日劳工中的6000多人,永远地把生命留在了大海彼岸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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